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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與價值的錯位:分公司對外擔保無效責任之惑

作者:任海權 王丹 發布時間:2019-12-06

引言


分公司未經授權對外擔保的情況下,依據《擔保法》第二十九條企業法人的分支機構未經法人書面授權或者超出授權范圍與債權人訂立保證合同的,該合同無效或者超出授權范圍的部分無效,債權人和企業法人有過錯的,應當根據其過錯各自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債權人無過錯的,由企業法人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擔保無效。在責任承擔方面,分公司和公司對主債務不能清償部分的二分之一部分承擔賠償責任,為司法實踐中法院的常見判法。其直接依據為《擔保法司法解釋》第七條:主合同有效而擔保合同無效,債權人無過錯的,擔保人與債務人對主合同債權人的經濟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債權人、擔保人有過錯的,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部分,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二分之一。


相關判例比比皆是,隨摘兩例裁判要旨:一、陳萍與陳飛、安徽省春城建設工程有限公司等民間借貸糾紛案二審:“本案中春城宿州分公司明知其無擔保資質而提供擔保,存在過錯。陳萍接受春城宿州分公司提供的擔保,沒有及時向春城公司要求確認,未盡到妥善注意和審查義務,對擔保無效亦存在過錯……春城公司應當在裴現芳、陳飛不能清償的范圍內承擔二分之一的賠償責任。原審判決認定陳萍對春城宿州分公司未經公司授權提供擔保不知情、無過錯,系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不當。”二、四川東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朱建剛民間借貸糾紛案二審:“關于朱建剛、東益公司是否存在過錯的問題。如朱建剛所述,借款過程中羅明出示了加蓋印章的東益公司營業執照,但該營業執照上除加蓋了東益公司的印章外還加蓋了僅限(空白)工程聯系再次復印無效的條形章,該條形章中并未明確是為哪一工程聯系所用,更不能以此視為東益公司同意東益公司蛟龍分公司對案涉借款提供擔保的授權,朱建剛存在過錯。東益公司蛟龍分公司、東益公司未妥善管理其印章,亦存在過錯……,東益公司蛟龍分公司承擔民事責任的部分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二分之一


舉凡前述規定和判例,因分公司對外提供擔保而未經公司授權者,不因擔保對象、內容、類型等性質的不同,概視為無效,幾乎已成定論。在責任后果的承擔上,分公司與公司所承擔的賠償責任在后果上實際上與擔保責任無異,所不同者僅為數額的大小(二分之一):因為“主債務人不能清償”的標準在實踐當中較為模糊:不能履行、躲避履行等均可以視為“不能清償”;在執行程序中,只要查明主債務人未能履行,即可執行分公司與公司的財產;盡管有的判例中判決公司對分公司的賠償責任承擔補充清償義務,但在具體執行上分公司的財產與公司的財產在法律性質上均視為一體,公司也很難行使類似于一般保證人在執行程序中的先執行主債務人抗辯權。基于此而產生的公司相關權利的保護問題,似應值得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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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一、公司承擔賠償責任合理性的證成與經驗法則的困頓


公司法人分支機構的行為能力應為限制性質,有如自然人中的未成年。在包羅萬象的對外經營和活動中,如果均有賴于相對人審查分公司是否得到公司授權才能進行交易的話,那么交易的效率和安全就無法得到保證。再者,公司對于分公司對外提供擔保的行為也不盡然是全部否定,事后進行追認的情形也并非個例。盡管對外擔保具有不對等獲益的鮮明特征,那么也不能據此否認公司應基于對分公司的監護義務而承擔的責任。另,公司對于分公司的經營活動有授權的性質,而分公司對外的行為亦有代理的表象,即分公司有如公司之手足,除明確表明不代表公司外,一般情形下分公司之行為即視為公司之行為。基于此,對外擔保責任的承擔,公司不能置身事外。最后,在實踐中,大量的分公司是通過借用資質和掛靠的形式設立的。因為掛靠和借用資質在行為外觀上具有欺騙性質,故法律上給予否定性評價,在行為效果上一般設置為連帶清償責任。故僅針對此種情形而言,公司僅獲益(如收取掛靠費用)而不承擔包括擔保無效責任在內的任何責任,顯然對于債權人是不公平的。


然而,凡問題就有兩面,本文引言中提出的問題同樣令人深思。201911月正式頒布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九民會會議紀要》)明確指出,要樹立注意樹立邏輯和價值相一致思維。即,依據規范和事實所得出的價值判斷,不能過于背離常理,亦或應當與樸素的價值觀基本一致。具體到本文而言:如果分公司負責人以分公司名義對個人對外債務提供擔保,或對與個人有利益安排關系的主體提供擔保,雖未經公司授權(公司顯然也不會追認),公司因此而最終承擔賠償責任,是否符合商事法律所追求的效率優先原則?公司對分公司負責人不經授權而妄行擔保的恣意如何才能有效限制和管控?在均未經授權的擔保表象之下,如何區分惡意、善意與過錯?如此種種問題,概讓公司以二分之一賠償責任進行承擔的處理結果,似將公司作為了“背鍋俠”,多少與日常經驗的價值判斷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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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二、循環論證的陷阱


《擔保法》第二十九條和《擔保法司法解釋》第七條關于責任的規定,在法條邏輯上淵源于《擔保法》總則當中的第五條第二款:擔保合同被確認無效后,債務人、擔保人、債權人有過錯的,應當根據其過錯各自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與之相關聯的是《擔保法司法解釋》第十七條:“企業法人的分支機構提供的保證無效后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由分支機構經營管理的財產承擔。企業法人有過錯的,按照擔保法第二十九條的規定處理。”


顯然,依據《擔保法》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債務人、擔保人、債權人均承擔的是過錯責任,即有過錯便承擔責任,無過錯則不承擔責任。然而,經過《擔保法》第二十九條、《擔保法司法解釋》第七條、第十七條的限縮性解釋,似乎企業法人在類似情況中根本不可能沒有過錯。因為上述法條均規定了在債權人無過錯的情況下,擔保人均應承擔責任。《擔保法解釋》第十七條盡管沒有直接如此規定,但直接指引至《擔保法》第二十九條。上述法條之間,形成了本文所涉問題的第一個循環論證:債權人無過錯,擔保人即有過錯;要想證明擔保人無過錯,必須證明債權人無過錯;至于擔保人有過錯和無過錯的情形,法條沒有規定。


或有人提出,對于債權人、主債務人與提供擔保的分公司惡意串通損害公司利益的,可以依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合同無效的規定予以甄別剔除。且不論如何在均未授權的情形下區分惡意與善意,單就法律規范的關系而言,保證合同亦屬合同的一種,《擔保法》中的保證條款應屬于《合同法》的特別條款,關于保證合同無效的后果自應適用《擔保法》。上述論證形成了本文所涉問題的第二個封閉循環:惡意串通提供擔保——依照《合同法》五十二條確認為無效——無效的后果和責任適用《擔保法》規定——公司最終賠償主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二分之一,即公司最終還應承擔賠償責任。


實際上,理論界和實務界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的曹士兵于2001年出版的《中國擔保諸問題的解決與展望》中就明確指出:“擔保法第29……實際上沒有任操作性,解決不了法人責任問題。而《擔保法司法解釋》對法人責任采取了循環解釋方法,回頭求助于《擔保法》第29條,沒有提供解決方法”。在某些案件中,二審雖然依照前述法律規定對一審未判決企業法人(公司)承擔賠償責任進行了改判,但一審的裁判理由,不可不謂是對本文所指問題的反思和上述論述的注解。在林業鵬、唐明民間借貸糾糾一案,一審廣東樂昌市人民法院就認為:“……故唐明私蓋仁杰樂昌分公司公章與林業鵬簽訂的保證合同應屬無效,且對于保證合同無效,完全過錯在于林業鵬對仁杰樂昌分公司是否取得總公司書面授權未盡到審查義務,因此仁杰公司及其分公司無需對唐明的個人債務承擔相應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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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高人民法院觀點的變化


在再審申請人石德鋒因與被申請人江蘇中昊建設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蘇中昊公司)、雷如明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中,江蘇中昊公司對其亳州潤峰財富廣場項目部對外擔保的行為未盡到管理職責,對案涉保證合同的無效亦存在過錯,因此,江蘇中昊公司應在案涉借條項下債務不能清償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圍內向石德鋒承擔賠償責任。”上述觀點沿續了前述一般處理原則,甚至更為激進,對沒有進行工商登記的項目部提供的擔保一概按照企業法人分支機構提供擔保的情形處理(當然,本案中項目部所屬的分公司亦在擔保書中加蓋了公章)。


然而,在壽光廣濰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濰坊廣濰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民間借貸糾紛再審案中(本案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最高人民法院的態度似乎完全反轉:“在本案中,梁廷國與王龍江之間的借貸關系開始于 2010 年,王龍江多次向梁廷國提供借款,金額共計高達 1200 萬元。雖然雙方對于實際支付利息的情況有不同主張,但可確認至 2012 6 月 19 日雙方簽訂案涉《借款協議》之前,梁廷國至少已向王龍江支付利息 377.50 萬元,且仍欠利息 90 萬元。案涉《借款協議》就是在梁廷國尚欠借款本金 1200 萬元且不能支付利息的情況下簽訂的。毫無疑問,此時王龍江明知其巨額債權面臨巨大風險,而無論是誰為梁廷國提供擔保亦將同樣面臨巨大風險。梁廷國系壽光廣濰公司聘用的經理,雖然其掌握公司公章,但在其個人巨額債務已處于不能清償狀態的情況下,未通過任何方式與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會等進行溝通,即在《借款協議》擔保人處加蓋公司公章為自己不能清償的個人債務提供擔保,顯然超越了其作為經理的職權范圍。換言之,從一般社會常識判斷,任何公司通常都不會在不問借款金額、借款用途、借款期限、還款資金來源等條件,亦即對主債權債務的狀況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輕易授權其聘用的經理對外提供擔保。何況像本案這樣,金額巨大的主債務已處于不能清償狀態,且主債務人恰恰就是公司聘用的經理,就更難輕易相信公司會同意該經理以授權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協議》上加蓋公司公章為自己的個人債務提供擔保。因此,作為相對人的王龍江,應當知道梁廷國在《借款協議》上加蓋壽光廣濰公司公章提供擔保的行為,是無權代理行為。王龍江提出的‘梁廷國有權決定使用公章,不存在所謂無權代理的問題’的答辯意見不能成立。換言之,王龍江不屬于善意無過失的相對人,不能得到表見代理制度的保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梁廷國在《借款協議》上加蓋壽光廣濰公司公章的行為不構成表見代理,壽光廣濰公司與王龍江之間并未成立有效的擔保合同關系,壽光廣濰公司無需承擔擔保責任。”該部分論證堪稱精彩之處就在于完全與日常經驗之下的價值判斷相符。


或有觀點認為,據此可以得出結論:分公司負責人以分公司名義對個人債務提供擔保,直接可以視為惡意串通,公司無需為此承擔責任。此種觀點忽略了公司(企業法人)視角下分公司擔保行為侵害法益的一致性,即分公司在未經授權的情形下,無論是為分公司負責人個人債務或與個人有利益安排的主體提供擔保,還是為分公司正常業務提供擔保,還是出于其他原因為朋友等提供擔保,其對公司(企業法人)利益的侵害性是相同的,并無二致。既然存在一致性,那么將行為后果區別處理就不符合法律規定。換言之,因為《擔保法》未對上述不同情形所導致的后果進行區分,那么在邏輯推演上就應該統一適用《擔保法》相關規定得出結論。故,最高人民法院在壽光廣濰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濰坊廣濰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處理,盡管符合正常的價值判斷,但在現行法框架下的法理邏輯上難以說是至善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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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公司對外提供擔保責任的比較


近年來,司法實務中對待公司對外擔保違反《公司法》第十六條的行為所產生的效力及責任承擔問題有了較大的變化,即不再一刀地認為凡公司在擔保文件中蓋章后即需承擔擔保責任。在吳文俊與泰州市天利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周文英民間借貸糾紛申請再審案中【(2014)民申字第1876號)】最高人民法院強調:“(《公司法》第16條的)法律規定具有公示作用,(債權人)應當知曉。因法律有明確規定,(債權人)應當知道(提供擔保的公司)為(債務人)的債務提供擔保須經(公司)股東會決議,而其并未要求(債務人)出具(提供擔保的公司)的股東會決議,(債權人)顯然負有過錯,因而其不能被認定為善意第三人”。在河北敬業擔保有限公司與永年縣圣帝隆房地產有限公司、邯鄲市兆億貿易有限公司等追償權糾紛申訴一案中【(2016)最高法民申字第2633號】,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判斷公司法定代表人違反《公司法》第16條越權簽訂擔保合同是否對公司有效時,還應考察該行為是否構成《合同法》第50條規定的表見代表,相對人是否盡到了合理的審查義務,是否為善意……(債權人)作為專門從事擔保業務的專業機構,本應對(法定代表人)是否越權盡到更為謹慎的審查義務,但其并未進行形式上的審查,因此不構成善意。”


如此,未經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公司法定代表人擅自以公司名義對外提供擔保,則公司有可能不承擔責任。那么,分公司未經授權對外提供擔保的行為性質較之上述行為程度要輕,依據舉重以明輕的原則,分公司的此種擔保行為是否一定要以公司過錯定論并且承擔與擔保責任無異的二分之一的賠償責任?《公司法》第十六條與《擔保法》第二十九條的禁止性表述如出一輒,均具有強烈的公示作用,均可視為債權人在接受擔保前應當知道的內容,何以要區別對待?以上問題,現行法和相關判例作實際上無法作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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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經濟學的考量


允許分公司對外提供擔保,對于增加信用結構、撬動存量資本顯然有著積極意義。但是,因此而進入司法渠道解決的糾紛數量也表明:分公司負責人以分公司名義隨意提供擔保的成本遠低于其獲益,“甩鍋”給公司承擔所導致的后果,即便公司可以依法追償,但總會以分公司負責人(提供擔保的行為人)清償和履行能力為限。在付費的Alpha工具中,以“法院認為:分公司提供擔保”為條件進行搜索得到317條結果,其中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就占到290件。試想,分公司負責人因個人債務巨大、朋友感情等因素提供擔保,依目前規定最壞的結也是公司對此承擔一半責任,那么迫于上述壓力,行為人完全有動機以分公司名義擅自擔保。在其本人并無償債能力或分公司并無財產可供執行的前提下,終端受損的是公司利益。


難道要分公司負責人向公司提供擔保,才能放手去讓分公司經營?此種設想在解決了公司外部交易效率問題的同時,其實又為另一場交易的效率設置了障礙。盡管分公司與公司之間屬于公司內部關系,但分司負責人與公司在該問題場景下何嘗不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交易?如果要求分公司負責人必須向公司提供擔保才能開展分公司業務,就相當于解決了相對人與分公司交易的動態安全以后,又剝奪了分公司負責人與公司交易中的資產流動性。從商法的總體價值追求來講,很難說是適當的。


或有觀點認為,可以將分公司對外擔保的債務作為標準,與分公司業務相關的擔保,公司可為此承擔責任,否則概不承擔。此種觀點實質上是法律萬能論的變種,即設想依靠司法審查對包羅萬象的經營活動作出區分和認定。這種操作已然不是司法立場所能解決的問題,在實際當中也無法操作。換言之,法律不能如此恣意,對于具體經營活動的性質、對公司可能受益與否進行強制性介入和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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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梳理與展望


邏輯推演結論和價值判斷的一致性,是法律的終極關懷和永恒追求。分公司對外提供擔保所產生的責任問題,仍不能逃脫商事法律對于效率優先保障的課題范圍。但是,效率本身也包含了安全、信賴、風險可預期等價值因素,不能以效率之名摧毀責任承擔的基礎是過錯這一法律的基本原則。一言以蔽之,如果風險永遠不可預期,那么交易的積極性就不能發揮,其所謂效率優先也就無從談起。


基于此,分公司未經授權對外提供擔保的行為本身應當不能視為公司(企業法人)本身的過錯,否則在分公司與公司行為能力兩分法的前提下,對過錯的論證就會再次陷入循環論證的“怪圈”:分公司未經授權提供擔保——公司對分公司管理不善的過錯——正是因為管理不善——分公司隨意提供擔保。對于公司對分公司管理到何種程度才能被評價為合理,目前的規定似乎永遠沒有邊界,因為現行法規定的實質就是:分公司擔保行為一俟出現,就被視為公司的過錯。


依據法律規定的公示性和強制性,分公司對外擔保必須應得到公司授權的規定在執行層面應該轉化為債權人負有形式審查的義務。未盡到審查義務的,過錯完全在債權人一方,債權人也不會因此對分公司及公司產生合理信賴的損失,分公司及公司也不應為此承擔責任。正如曹士兵同樣在《中國擔保諸問題的解決與展望》中所指出的:“即便債權人對分支機構無授權不是明知,至少也是應知,債權人仍然屬于有過錯,不能獲得賠償。根據這樣分析,應該得出的結論是,僅在債權人無過錯時,法人才承擔對債權人的賠償責任……所以只有在分支機構偽造授權欺騙債權人,而債權人盡到合理注意義務仍不能判斷授權的真假時,債權人才屬于無過錯。”


或有觀點認為,分公司偽造授權進行擔保,與分公司未經授權進行擔保在行為本質上并無不同。這種觀點忽略了問題的核心,即我們討論的是該行為對于債權人的效力問題而并非行為對于分公司自身的意義。誠然,對于分公司本身而言,偽造授權和直接擔保,均是無權處分行為,但由于提交經過偽造而無法識別的授權會讓相對人即債權人產生合理信賴,分公司和公司自應當承擔此種信賴被破壞以后的賠償責任。況且,分公司偽造授權需要承擔的成本恐怕遠比直接擔保要大的多,比如除承擔公司追償的民事責任外,更有可能承擔偽造文書、印章等刑事責任。從這個角度而言,賦予債權人的形式審查義務就更顯得必要,因為分公司負責人拿不出合法授權書時,很有可能出于風險對沖的考量不去實施偽造行為,進而無法通過債權人的審查,最終使得債權人去尋求其他合法的信用支撐。至此,商事交易的效率、安全和公平才能得以真正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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